严春阳

辛乐岁原名严顺晞。严晓星问过这名字的由来，辛乐岁却说不上来，“咱们昆玉，还有叫严承晞、严应晞，能够承天府、顺天府、应天府，可和咱们有什么关系？咱们又不是在这些方位出身的”。严晓星解释谈，“这几个方位可都是‘龙兴’之地，先生的父亲严春阳可真会抢风水，不愧为转战四方的悍将”。

严春阳，字景晞，南通石港东谈主。他有两妻四子六女，宗子承晞，次子顺晞，三子奉晞（早死），四子应晞，所用之字，正对应了承天、顺天、奉天、应天“四大天府”。诚然这四位令郎是毋庸“在这些方位出身的”，但定名的初志或本意，惟恐仍是相仿佛的，即条款为东谈主子者承他、顺他、奉他、应他，一言蔽之，即是必须贡献他严春阳，尽管这老先生的念念想还局限在儒家的那套伦理法式之内，却实在与“风水”无关。其幼女严瑞和所说，“昆玉们名字中的‘承、顺、奉、应’事理是采纳父亲严景晞的行状”，大体得之，毕竟儒经有云，“夫孝者，善继东谈主之志，善述东谈主之事者也”。

据旧垒说，严春阳“初为装池之工，技绝精”，在清末时“投伍为卒”。而从军以后的功绩，据知之的《严春阳轶事》记录，“初任南洋第九镇目兵，旋□机关枪队。清末北洋举行会操，向南洋借用机关枪，严乃率队前去。迨返，武汉战胜，清社已屋，严折而至芜湖，任某营连长。至后盘曲至鄂，入孙传芳手下。孙氏赴闽，转战数年，严已任为谢旅团附，洊升团长。去岁孙氏入浙，严随谢氏驻军松江。这次孙氏军兴，谢欲得淞沪，委严为戒严司令，严乃不费一兵一卒，镇守淞沪”。另据殷民《严春阳小史》，则谓“严投江苏陆军三十三标充中士，擅器械操，既退伍，任陆军中学助教。光复后，至鄂投王占元手下为连长，以劳绩升营长，率所部驻白帝城，大病几殆。痊可改隶孙传芳手下为团副。江浙抅兵，严在宜兴，尝血战三日夜，录功升护路队团长，孙颇信任之。洎乎本日，兼缺三四，镇守沪滨”。虽然说法稍异，但称之为“转战四方”，倒还切实。1923年7月，转战到了湖北宜昌，辛乐岁即生于途中，那晃悠悠的肩舆，是他在襁褓里“所领有的第一个记念”。

严瑞和说，严春阳滥觞是嫡派部队的伙夫，因在混战之中救过魁首孙传芳的命，受到重用，“不停升官发家”，关联词“我父亲作念了一阵后感到很累，想想仍是不肯作念军东谈主，于是向孙传芳建议换个责任”，而孙传芳看严春阳“照实不像个能战役的军东谈主”，因而作念个顺水情面，留他在上海作念行政仕宦。所谓“悍将”云云，可能就巧合了，终究仍是略差一筹。

徐霞村

辛乐岁在《想重读而不可得的书》之中曾提到过《巴黎圣母院》的旧译本《活冤孽》，“昔日读此书最受眩惑的是怪东谈主登楼鸣钟那一大段笔墨。既富诗情，又有乐感，雨果像在赋诗，译文也酣畅极了”，却不知谈“俞忽这位有稀疏魔力的译者是谁呢”。其后辛乐岁碰见了“险些统共深受法语文体浸染的年青作家都视其为领袖”的徐霞村，于是向其请问，但未料到“他一笑答谈：即是我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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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活冤孽》是共学社文体丛书之一，1923年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书，分为三册，每封爵面表明“法国嚣俄著，皖婺俞忽译”。嚣俄为雨果的旧译，皖婺犹言安徽婺源（今属江西）。据金克木流露，“《活冤孽》是一位工学院阐述译的”，即武汉大学俞忽。此东谈主1894年生于婺源，1913年放洋深造，1919年回国任教，著有《结构学》《静不定结构》，尤其后者“凝合了他一世的心血”，若以《静不定结构》为其终生中意之作，《活冤孽》则是早年消闲之笔。

而徐霞村乃上海东谈主，祖籍湖北阳新，生于1907年，《活冤孽》初印之时，年仅十六七岁，还在北京汇文中学念书，“他英语基础不够好，肃穆很大”，受课尚且不易，译书几无可能。1926年以后，在朱湘的匡助和饱读吹下，徐霞村才初始从事翻译责任，而其首部译著（区别于译文）应是1928年9月开明书店印行的左拉短篇演义集《洗浴》。然而那时“开明书店《洗浴》的告白，不管是《一般》《新女性》《开明》《文体周报》上，都是赫然印上‘徐霞村先生著’几个大字，岂不是冒充”，因而有善事的读者在报纸上赐与揭示，“徐霞村冒充左拉，是开明的雇主拆烂污，是徐先生我方有益的，吾虽不知所以，关联词译冒了著，老是淆乱否定的”。颇为无意的是，当事东谈主徐霞村或开明书店均未见回话。倒是1984年6月，徐霞村在访谈中说了一句不知是特意或无意的话，“那时钱君匋在开明书店画封面，告白亦然他写的”。

至于徐霞村在辛乐岁之前自称是《活冤孽》译者，冒名掠好意思，是否仿其故伎，“吾虽不知所以”，但彰着地嗅觉到那一笑大过剩味可寻。多年以后，辛乐岁又为严晓星复述此事，“讲到这里，捧腹大笑”，而这一笑则是“磨穿铁鞋无觅处”之后不期而遇的愉悦感，与徐霞村“和而不同”。

1932年1月，淞沪战事突发，上海商务印书馆的“总务处、印刷所、编译所、书货仓均被炸毁”，其后“将需用较切各书先行覆印，惟是图版装制不成尽如原式”，而次年覆印的《活冤孽》封面笔墨改为“嚣俄著，俞忽译”，即作家国别与译者籍贯均被刊落。如辛乐岁曩昔所读即是此覆印本，诚然不曾了然于译者的关连情况，因而受了徐霞村的诓惑，也未可知。

王蘧常

1938年，因为家乡南通消一火，十五岁的辛乐岁随家避祸到上海，居停在三马路。一日，“走过上海赫德路一条小巷口，无意之间昂首一看，弄口上方标着‘春平坊’，不觉为之一怔”，辛乐岁念念忖着，“这不即是王本分的小巷吗！要不要进去拜见已分袂了四五年的先生呢”。

此王先生即王蘧常。1931年，辛乐岁侍父居住在上海，而王蘧常时任大夏大学教职也在上海，经东谈主绍介，王蘧常被请到辛乐岁家兼任塾师，“先生曩昔才三十出面，彩票大发三快邀请码怎么填对咱们老是夷易近人，令东谈主感到既庄重而又不难接近，有时还有亲切之感”。可惜的是“这种如沐春风的日子并不长期”，1933年，辛乐岁将重归故里，王蘧常的“一部《孟子》也刚好教完”，于是“淞江惜别”。

当日，辛乐岁在弄口“瞻念望了一下”，猜测“1934年父亲物化，先生躬行来江北辱骂之后，我已三年未见过他，不敢粗野扣门”，何况“《孟子》已丢在脑后了，见了面又能建议什么来请益呢”，是以“终于仍是走了”，但是缺憾经久萦绕在心。其实，即便那时去叩了门，辛乐岁也见不到本师的，因王蘧常此前已移居了。

1930年，王蘧常赁庑于春平坊五号，其夫东谈主沈静儒同在，夫字涤如，妇字穆如，“颜其阁曰‘双如’”，以寓“两皆如意”之义，然而事与愿违，“竟为吾妻子忧患之始也”。据王蘧常自述，“未三月，而余病伤寒，几殆，又三月，而丁先医生之丧。二十年，倭寇辽沈，二十一年，遘‘一二八’淞沪之变，变定，复苦祸患。又五年，而‘七七事变’‘八一三事变’接踵作，自此东南沦为犬羊窟穴，屡欲脱去，终以母老病，不获行，草间偷生者八年”，而其居处曾经数改。1933年迁康脑脱路同康村五号，1937年移汶林路汶林村二弄七号，与辛乐岁所在的三马路愈去愈远。纵令师弟子再相遇，“当此国度多难之秋，南北派别，已与敌共”，惟恐未免对叹一句，“如苍生何”。

忘记症

辛乐岁说过的，“记念阑珊不但害得我不成积聚我方的新知，原先那少许点恻隐的本钱也在贬值”，诸如“年青时杂览的古文、古诗、章回演义、条记、野史……今天回忆起来都备造成了雾中花、水中月，记不全记不准了”，是以“忘记症是东谈主生卓越是老东谈主的最大苦趣”。

在严晓星的怂恿下，辛乐岁以古稀之年写就《六十年前的惜别》，追念其塾师王蘧常，虽然篇幅不大，却清通而松弛。至于想望其师丰姿，如课徒时，“为了启发咱们提答允趣，先生讲过朱洪武叫永乐帝和建文帝对春联的故事。朱元璋出的‘风吹马尾千条线’，他女儿对了‘日照龙鳞万点金’，孙子对了个‘雨打羊毛一团糟’”，如坐春风，令东谈主自化。

“御对”故事出自明东谈主王泌《东朝纪》，后之稗史野乘多有转录，“一团糟”均作“一派毡”，如斯，其句律和词性才对得上（不单是是顾随《苦水作剧》在借用时说的“平仄不倒”）。明代讲史演义《续英烈传》也演绎过此事，说洪武帝“追忆太孙之对，虽是精切，却气候休囚”，所谓“精切”，指的即是格律，工稳贴切。“一团糟”云云，可能是辛乐岁以俗话相混了。

到了八十三岁，辛乐岁以水笔为陆灏抄录唐诗一首，并去函说，“虽然小时被动练过写字，其后对书道也极感兴味，我的字是很灾祸的，老来手颤，想再练也不可能了。附纸所录，是窦叔向所作”，题为《夏夜宿表兄叙旧》。诗云：“夜合花开香满庭，半夜微醉酒初醒。远书珍贵何曾达，往事凄冷不可听。去日儿童皆长大，昔年亲一又半凋零。明朝又是孤舟别，愁看河桥酒幔青。”以扬州书局本《全唐诗》对读，字句颇有进出，如“微醉酒初醒”作“微雨醉初醒”，显豁又是辛乐岁记错了。

据俞陛云《诗境浅说》，窦诗“夷易近东谈主，入门皆能领解。录此诗者，以其一派无邪，最易感动，中年以上者，东谈主东谈主见中统共也”。而经过辛乐岁晚岁颤手写出，古涩冷硬，别有沧桑之感，令东谈主动容，犀利正误反倒是其次了。其后陆灏为严晓星也照录过此诗，复古其误，却于笔势极遵轨范除外，不失轻秀之趣，快东谈主心眼，亦为难能。

蔷薇处处开

严晓星说，辛乐岁是“张爱玲迷”。但张爱玲“不大可爱音乐”，以致以为“一切的音乐都是悲悼的”。而辛乐岁却为音乐沦落了泰半生，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以后，仍然一念不忘。2013年，物化前夜，辛乐岁还听过陈歌辛词曲的《蔷薇处处开》，“想不到我临死前还能听到这样好意思好的音乐”，至于若何好意思好，他却未说。回溯至于2006年，辛乐岁读陈歌辛歌集“有忆”，他说，《蔷薇处处开》“是阳春白雪的，但凡些许了解少许‘孤岛’上浊世中意的老年东谈主，会记着它，不肯忘的”，还说，“‘蔷薇’的旋律，好意思在鄙俚无邪中的楚楚恻隐”。

20世纪40年代，“孤岛”的雨夜里，有位女乐以尖细的喉咙唱着“蔷薇蔷薇处处开”，嗓音飘进张爱玲的房间，“偌大的上海，莫得几家东谈主家点着灯，更显得夜的空旷”，随后俄顷又响起日军警车的锐叫，“哔，哔”，如汽船的汽笛，凄长地，仿佛“大海就在窗外，海船上的离别，运谈性的决裂，冷到东谈主心里去”。于是张爱玲质疑着，“在这样火暴的，大而破的夜晚，给它到处开起蔷薇花来，是不成联想的事”。但那女乐“仍是细声细气很乐不雅地说是开着的。即使不外是绸绢的蔷薇，缀在帐顶、灯罩、帽檐、袖口、鞋尖、阳伞上，那幼小的圆满也有它的可人可亲”，让张爱玲在怯生生中维抓着我方的寂寞孤身一人。

陈歌辛之子陈钢说，“在上海的孤岛技术，父亲写下了《蔷薇处处开》，他用歌声为孤岛的住户带来一些小小的圆满和小小的慈悲。通过对花的救援，通过理想‘挡不住的春风吹进胸怀’，来‘拂去咱们心的创痛’，抒发了对春天的向往”。而张爱玲诚然“不大可爱音乐”，从中倒也并非无所受惠，至少她在“蔷薇”的旋律中，感受到了辛乐岁所说的“具体的时间、地点的‘和声’”，难怪辛乐岁说张爱玲是“懂音乐的”，即使在她看来“一切的音乐都是悲悼的”。

　　作家：谭苦盦

　　裁剪：吴东昆

遭殃裁剪：舒 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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